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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之制，无须另立机构。他们还散布言，声称所谓制度局是夺我军机之权，废除阁六及督抚、藩臬司。由于保守派的决抵制和奉违，此计划随之搁浅。

不久，围绕废科举，办京师大学堂，改革派与保守派又是针锋相对。随着京师大学堂的建立，以及变通科举，废除八文，改试策论等，变法取得了一定的展，但由于保守派的阻挠，新政仍然步履维艰。8月间，太仆寺卿岑煊上奏，请废卿寺、汰冗员。光绪此时正愁机构改革无从手，便于8月30日颁布谕旨，将詹事府、通政府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太仆寺和大理寺等衙门“均着即行撤裁”；与此同时，还把鄂、粤、滇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、粮、盐“着一并裁撤”。

在谕旨中，光绪气严厉，要求“外臣工，即行遵照切实办理，不准藉制攸关，多方阻格”，更不准“敷衍了事”。对各省设立的办公局所，也“一律严加甄别沙汰，限一月办竣复奏”。

这谕旨来得十分突然，表面看是由岑煊的奏折而起，实际上是受维新派政见影响。在光绪看来，这些守旧官僚实际上早已成了变法的障碍。他向这些闲散衙门和冗员开刀，只是第一步，目的在于一步推动机构改革。然而，这一举动动了许多人的利益，于是纷争更加激烈。

9月1日，又发生了一件事。即礼主事王照上书推行新政，礼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不仅拒绝代奏，还将折掷还王照。王照系直隶宁河县人，甲午恩科士、翰林院庶吉士，其勇直。在上书被拒后，他随即折参劾礼堂官。此事一闹，“堂司哄，事闻于朝”。因光绪早有谕旨，广开言路，任何人不得“稍有阻格”，可怀塔布、许应骙公然违抗，且二人均为有名的顽固派，阻挠变法，不遗余力。光绪早打算罢黜一二守旧大臣，“以厉威而风众”，于是当日便谕将怀塔布等人议。三天后，掌吏的大学士徐桐拿理意见，将怀塔布、许应骙及礼左、右侍郎共六人降三级调用，打算轻了事。光绪不允，批示将礼六堂官一律革职，并对礼行改组。

这一罚十分严厉，其中就连到任不足一个月的礼署右侍郎曾广汉也连同被罢免。正如《庸言报》所言：“上震怒，六堂（官）同日革职。大臣颇自危。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堂官事件。

六堂官事件后，怀塔布向慈禧告状。他是慈禧的表亲，慈禧认为理过重，当即表示反对，但明谕已发，而礼新官业已宣布。9月5日，就在礼六堂官事件尚未消停之际，光绪又任命杨锐、刘光京上行走，均赏加四品卿衔，参与新政事宜。

从8月30日至9月5日，仅仅七天时间，光绪一连串势的举措，无疑都在表明他推动新政的决心。然而，他并不知，此时离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越来越近，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了。

最后要说的一件便是光绪密诏了。这件事版本极多，也最为人们津津乐。据说，光绪硃笔密诏共有两份，其中一份由杨锐带，时间在9月13日（七月二十八日）；一份由林旭带，时间在9月17日（八月初二日）。

自8月底以来，光绪加大变法力度后，新旧矛盾日趋激烈。9月8日前后，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、梁启超。这份上书洋洋洒洒八千余字，认为“祖宗者，祖宗之天也”，康有为、梁启超“舞文诬圣，聚众行邪”，不杀不足以靖天、安国家。在附片中，他还列举康、梁罪状，抨击他们鼓无父无君之邪说，广诱人心，布置徒党，以遂其私图。与此同时，顽固派大臣也在加活动，请求太后重新训政。这让维新派十分不安。

曾廉上书后，谭嗣同以“毁谤新政当斩”为由，请求光绪降旨杀曾廉，但光绪不许，说朕广开言路，岂能以言罪人？随着太后亲政的风声愈来愈，维新派于自保，也开始变得不理智起来。这个不理智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开始游说军队，试图武装夺权。

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想法。据王照回忆，维新派最先想游说的是聂士成。因为聂士成与王照是换帖兄弟，维新派想请王照前往游说，但被王照拒绝。王照认为，太后本无废帝之心，这样无疑是冒险。民国时，王照还撰文称，太后原“喜变法”，后来政，实为顽固诸老所激。他一直想调和太后与皇上之间的关系，但张荫桓、康有为均反对。康有为还说太后撤帘已久，不容再，且清朝不许朝臣言及闱，犯者死罪。另据《戊戌变法始末》称，康恶太后，亦甚畏之，在帝前尽力诋毁太后，言太后并非真心支持新政，不过样而已。还说，太后若在，实为新政之第一阻碍。王照想调和亦无法置喙。

由于王照不同意游说聂士成，维新派便把游说的对象转向袁世凯。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。不过，当时维新派人士多看好袁世凯。康有为《自编年谱》中说，在当时的将帅中，袁世凯曾驻朝鲜，知外大势，曾参加学会，且拥有兵权，“可救上者，只此一人”。这个评判结果导致维新派把宝押在了袁世凯的上。

不久，康有为找徐致靖之侄徐仁录，让他前往游说袁世凯。徐早年曾在袁幕。他从袁世凯那儿回来后，告诉康有为，袁为我所动，这让康大为欣喜，认为事可图。于是，9月11日，徐致靖和谭嗣同先后上书保荐袁世凯，请光绪予以召见重用。这是维新派拉拢袁世凯计划的一个手段。光绪同意后，当日便致电荣禄，让他通知袁世凯来京陛见。这一举动，显然又是一个错误。因为召见统兵大员是一件非常的事，光绪早不召见，晚不召见，偏偏在这个节骨上召见，自然引起了太后的猜忌。王照曾有诗曰：“政何须召外兵，从来打草致蛇惊。”9月13日，太后密谕荣禄，调动聂士成、董福祥军队行急布置，以防万一。这一安排很可能与光绪召见袁世凯有关。